[推薦] 馮玉祥:是基督將軍,還是倒戈將軍?
在民國史上地位雖遠不如孫文、蔣介石,卻對民國史自起承轉合產生過關鍵影響的重要軍
閥馮玉祥,以「基督將軍」聞名,更以「倒戈將軍」著稱——後者成為前者之諷刺。馮玉
祥最後一次倒戈是一九四八年宣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決裂,啟程從歐洲回中國,參加中共
的政治協商會議,卻因為其乘坐的輪船失火窒息而亡。這場神秘的火災是否為國民黨特務
放火將其謀殺,眾說紛紜,至今仍是迷案。
儘管毛澤東、周恩來對馮玉祥的公開評價頗為正面,但在骨子裡卻瞧不起這個「反骨
仔」。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,林彪稱彭德懷「是野心家、陰謀家、偽君子、是馮玉祥
式的人物」。毛澤東對「馮玉祥式的人物」進行解釋,對彭德懷說:「人們只看到你簡單
、坦率、心直口快,初交只看到這一面。久了,就從現象看本質。彎彎曲曲,內心深處不
見人。人們說你是偽君子,像馮玉祥。」劉少奇在一旁添油加醋:「魏延的骨頭、朱可夫
的黨性(當時朱可夫受赫魯曉夫之批判)、馮玉祥的作風……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,企
圖搞軍事政變!」
作為北洋軍閥後起之秀的馮玉祥,是政治生命貫穿一九二七年前後兩個中華民國的唯
一的軍頭。他不斷倒戈、見風使舵的個性延續了其政治生命。如果不包括最後一次為完成
的投共,馮一生發動的倒戈有八次之多:第一次是對清帝國倒戈: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
一日,灤州起義爆發,作為新軍管帶(營長)的馮玉祥參與其中。第二次是對袁世凱倒戈
:一九一五年,馮奉令率部入川與護國軍作戰,暗中與蔡鍔聯絡,次年三月議和停戰。第
三次是對段祺瑞倒戈:一九一八年二月,馮奉命率部南下攻打護法軍,在湖北武穴通電主
和。第四次是對吳佩孚倒戈: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,馮任第三軍總司令,接受張
學良五十萬銀元賄賂,率軍從前線返回北京,發動北京政變,囚禁總統曹錕,驅逐清帝出
宮,改編所部為「國民軍」。第五次是對張作霖倒戈:馮與郭松齡、李景林結成反對張作
霖的「三角同盟」,但馮私自毀盟,偷襲李景林,導致李軍反目,郭軍大敗,郭松齡被殺
,馮失敗下野。第六次是從北洋政府倒向北伐軍: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,馮在綏遠五原
誓師,經寧夏入甘、陝,與北伐軍會師於中原。第七次是對共產黨及蘇聯倒戈:馮軍從蘇
聯獲得武器援助,鄧小平等共產黨人進入馮軍從事政治工作。當寧漢相繼清共、分共後,
馮為求自保,投靠蔣介石,在國民軍中分共。第八次是對蔣介石倒戈:一九三〇年,馮與
李宗仁、閻錫山等聯手與蔣介石展開中原大戰,因張學良擁蔣而失敗。馮「城頭變幻大王
旗」,其部下「近墨者黑」,在蔣馮權力爭奪戰中,多次背叛馮,讓馮也嚐到了遭背叛的
滋味。
馮玉祥在回憶錄《我的生活》中談及其基督信仰:早年他對教會總覺得不順眼、不入
耳。牧師講「脫你的外衣,年內衣也脫給他」,他帶領一般士兵將教堂中的桌子抬走,並
對牧師說:「你應當將椅子凳子也給我們抬了來!」後來,他腹部生瘡,被英國醫生治好
,醫生說:「不要謝我們,請你謝謝上帝。」此後,他在新民府聽露天佈道會,「一位鶴
發童顏的老先生主講,講題是『在新民』,從中國儒家哲學,直講到耶穌教義,深入淺出
,很有功夫」。之後,他駐防北京,曾去崇文門教堂聽講道,是西方傳教士莫德博士主講
,王正廷翻譯。他漸漸與教友們交往,發現教友不抽大煙、婦女不纏足、子弟都讀書、無
人遊手好閒。再以後,他參加查經班,學習聖經,接受洗禮。
但在馮玉祥的信仰見證中,看不到一點「認罪悔改」的影子——近代以來諸多基督徒
名人的見證皆如此。沒有認罪悔改,沒有重生得救,就不是真基督徒。正如甘地對基督教
的理解停留在登山寶訓是道德教導上,馮玉祥是從儒家道德倫理角度接受基督教。現實的
弔詭是,口頭上最喜歡宣講道德的人,偏偏是最缺乏道德底線的人,孫文如此,蔣介石如
此,馮玉祥亦如此。馮玉祥說,耶穌教導愛人如己,「和我們儒家所說的『己飢己溺』的
仁愛之道一樣」。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的一個側面是「利他主義」,但馮氏的所有作為
無不體現出他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。
馮玉祥希望打造一支「基督化軍隊」。他認為,基督教「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
料,若將基督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地宣傳,必受絕大效益,故即規定做禮拜為軍中精神
訓練的方法之一。每至禮拜日,必集合全體官兵,請一位牧師宣講教義,以後又組織一個
車輪演講團,向士兵佈道」。有人問馮:「你真信奉上帝么?」馮答:「上帝即道,即真
理,亦即科學。」他又說:「我自信我是個科學的基督教徒,毫無迷信觀念。有些以為我
不禱告,不做禮拜,就說我不過是個掛名的基督徒,那我倒不欲計較。」馮玉祥常常用水
籠頭統一給數千名官兵「施洗」,號稱全體官兵均信奉基督教。馮玉祥在個人生命層面並
未經歷認罪悔改、重生得救,在觀念秩序層面從未建構起基督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。他所
謂的「科學的基督教」,只是水上浮萍,一旦遇到更具「科學」威力的意識形態,他很快
就趨之若鶩。
果然,一九二三年底,馮玉祥開始傾心於蘇俄,由基督教轉而仰慕社會主義,在室內
懸掛列寧肖像。這首先是功利主義的需要。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,美國代辦梅葉(
Mayers)報告國務院,稱現在蘇俄對北京現政府影響巨大,「馮玉祥轄區無出海口,與蘇
俄毗鄰,外來接濟依賴蘇俄」。很快,張作霖、段祺瑞將馮玉祥排除出權力中樞,馮受命
為西北邊防督辦,率六個師十五萬人赴張家口,並邀請李大釗擔任國民軍政治部主任,後
由劉伯堅代理,鄧小平從蘇聯返回,到西北軍中發展黨員。蘇俄派出龐大的張家口顧問團
,蘇俄軍火也源源輸送至張家口。蘇聯赴華特使加拉罕稱馮玉祥為「中國解放運動的柱石
」。
其次,基督教救國屢屢受挫,基督教無法立即實現富國強兵,英美基督教國家也不支
持馮,而蘇俄在革命後迅速崛起讓馮看到另一條終南捷徑。一九二六年五月,馮玉祥應邀
訪問蘇聯。列寧夫人贈送他一套《列寧全集》和一座列寧塑像,他見到除了在黑海養病的
史達林之外所有的蘇聯高級領導人。他對在蘇聯看到的一切均讚不絕口,「蘇聯是個新興
的社會主義國家。社會上一切設施與制度,都是為平民著想」。他稱讚蘇聯的國有企業、
計畫經濟,連麵包公司都是「大規模的製作」,「這樣,人工柴火等等皆較經濟。若家家
戶戶自製,則一萬家人家,即需一萬個爐灶,一萬個人工,所費為如何?凡事都是集體化
為佳,是我們應當學習的」。市場經濟被消滅之後,集體化的後遺症,如大饑荒和生活物
資的匱乏,是他所看不到的。當時,即便像胡適這樣的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傾慕蘇
聯模式,馮亦不能免俗。鮑羅廷稱:「馮將軍原以好人政治為理想,是基督將軍,而今訪
俄歸來後,眼光自必不同。革命代表進步,馮將軍目睹俄國革命成就,決意獻身革命,從
此亦為進步之士。」馮玉祥的妻子李德全原本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領袖,後來赴蘇聯受訓
,並秘密加入共產黨,以馮夫人自地位與巧妙手段,掩護一部分共產黨工作人員。馮玉祥
部將劉景健承認,西北軍將領加入共產黨不少,因為馮在西北、豫北辦軍事學校,全成共
產黨滲透之溫床。馮由基督教轉向共產黨,是二十世紀很多中國基督徒的共同轉向,這表
明他們接受的基督教是殘缺不全的,並未具備能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抗衡的強大的觀念秩
序。
教會史學者邢福增對馮玉祥懷有一定的同情之理解,但他亦認為,馮玉祥是一位徹頭
徹尾的「用教者」,對馮來說,一切信仰與主義的終極目的都是救國——其實,救國也是
幌子,馮念茲在茲的乃是拓展個人權力,長期與之共事的宣俠父即指出:「馮的生平除了
自己以外,沒有絕對信仰的人物,也沒有絕對信仰的思想,所以孔、孟、關(羽)、岳(
飛)、曾(國藩)、胡(林翼)、耶穌、列寧、甘地以及孫中山先生,雖然都可說是他的
整個信仰的一部,而中心的車軸,卻是他自己。」這種假基督徒比無神論者更糟糕。
孫文、蔣介石和馮玉祥掌握了政治和軍事權力,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民國歷史的走向
,但他們缺乏清教徒觀念秩序的、淺薄或偽裝的基督信仰,並未對其政治活動產生良性影
響,更未幫助他們在中國建構一套有效且良善的憲制。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內閣中
不乏基督徒的身影,留學西方歸來的基督徒閣員比例最高時達三分之一,遠遠高於中國基
督徒在總人口中的比例,但他們並未拯救搖搖欲墜的政府,並未讓中國擺脫內憂外患、獨
裁暴政,更沒有能夠打造一個基督教國家。
民國時代,基督徒名流不乏其人。作為基督徒教育家的唐安國、韋卓民、吳貽芳,作
為基督徒作家的冰心和老舍,作為基督徒醫生的林巧稚,作為基督徒法學家和翻譯家的吳
經熊……他們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或許有所成就,但他們無一具備清教徒觀念秩序及精神、
心靈秩序,當然更不可能嘗試或努力將此一觀念秩序及精神、心靈秩序導入中國。當信仰
不自由的共產中國時代來臨時,他們大都放棄或隱藏了自己的基督信仰,有人成為政治運
動的犧牲品,有人雖然倖存下來卻宛如活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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